19世纪中叶，英国设计了盘绕两圈细管体的金属号，并定它为正式军号。
它的外形与乐队用的小号相似，但无活塞。因其号音清脆、明亮、高昂和传播远，近代以来，被各国军队普遍采用。
军号的体积小、重量轻、便于携带、通信迅速、示知面广（600米－1500米），与传统的鼓、锣等相比，具有更多的功能性与便捷性。
军号可用于传达命令、报告、报时以及敌我识别、发放警报等，并且在战斗中使用，还有一定的振奋己方士气、震撼和迷惑敌人的作用。
李平并不会吹军号，曾经他工作过并且还在使用军号号音的单位，也大部分都是用一种军号曲调代替了其它所有曲调进行提醒性通知，如：起床、操课、开饭和就寝等，其功能已经基本和我们上学时的玲声差不多了。
而且，用的也不是军号本身，基本上都是由电子播放设备来代替，能听懂和会吹军号的人基本就是凤毛麟角。甚至于也没多少人见过真正的军号。
直到2018年，我军全面恢复了作息号制度，也仅仅包括起床号、出操号、开饭号、晚点名号和熄灯号等11个作息号的标准号谱而已。
因为工作和一些特定的缘故，李平曾经学习过军号的历史，使他对军号曾经复杂的功能有着较深的了解和认识。
还因为，李平曾在通信分队任职，对有线和无线通信均有着相当程度的了解，因而更对军号在极短距离差不多能当电台用的特性有着一定程度的认知。
军号作为他新的扩展指挥手段也就理所当然了。
军号、连以上才有的旗帜、哨子、小型的步鼓、通信兵和指挥刀，将构成其部队的指挥元素，没那么复杂，并且足够用了。
而这里面挑大梁的也正是军号。
历史上红军军号的曲谱有340种以上，可以充分将生活、训练、作战及部队番号、职务、首长代号全部吹奏出来。
比如，仅行军号就有“靠左行进”、“靠右行进”、“停止前进”、“继续前进”、“成二路纵队”、“跑步前进”等等。
很多时候军号不仅被用来下达指令，甚至还被用于联络。
比如，营部通过号声询问：一连你在哪里？连队司号员回复：我是一连。营部再发令：请迅速向我靠拢。
据记载，有的部队还曾经使用军号吹出“呼唤连长到团部开会”等内容比较复杂的号谱。
直到20世纪70年代，我军的号谱经过不断简化仍还有7类107种。
李平要推出军号的主要原因也在这儿。
在这通信基本靠吼、命令基本靠口口相传的时代，又身处这南方水系交错、地形高地起伏、平原极少的地区，部队多了后，前后一旦拉开或分散，经常会彼此看不见周围的友军。不仅看起来很短的距离往往要跑断腿，而且还很容易无法及时接受到有效指令，太耽误事了。
大明官军原有指挥手段的局限性也被放大的暴露出来，
上次战斗中敌兵的指挥控制问题就相当说明问题，锣鼓的功能受限实在是太多了。
要是不懂也就算了，知道有办法能改善李平怎能不急着用。指挥与控制排在军队各类术语和体系建设中的第一位可不是闹着玩的。
有了号，就差吹了。这个李平不会，可有人会。
赵进会。
这老伙计当年在陆军指挥学院短暂的当过号手，为了搞庆典时用过一阵儿，虽然他只会吹几个曲子，但也够了。
知道了吹奏的基本方法，剩下的就交给识谱且音乐素养相当不错的赵兰月了。
至于挑人学习，就更简单了。李平直接派人在部队和保障营中全面挑选曾经吹过乐器的人，尤其是那些吹过唢呐和喇叭的，最好还是干过官军乐器手的。
很快就有二十多人被挑了出来。
虽然这些被挑选出来的人基本都是保障营中的，而且年纪普遍偏大，但这都不是问题，只要会吹就行。不管以前从事何种工作，一律编入部队，享受一日三餐等与普通士兵等同的待遇。
同时，还有三十多名十几岁且不懂乐器的小鬼们也被选了出来，他们也将进行军号和乐谱的学习，他们将是未来军号兵科化、做大做强的核心。
所有这些人先被统一编入参谋处直属的司号队。
人被选出来后，李平就专门安排几个老乐手去赵进参将那里学习，把军号的基本调调先搞明白。等他们回来后，由赵兰月把关后，再将吹法和基本的曲调向其他人传授，至于那些小鬼们就先跟着学就是。
因为，吹法都是一通百通的，且基本的调调也就那几个，还都很短，所以学习起来倒是比想像的快。
接着，李平又继续舔着脸去让赵兰月帮忙共同商量着确定了差不多十来个曲谱做为第一批的号音口令，并且用五线谱全部记录了下来，同时请求赵兰月每天花一点时间教授那三十多个孩子们五线谱。
为什么第一批只定了这么少的号谱，实在是李平现在既没有精力也没有时间去搞那么多号谱。并且大家也都还有一个适应过程，开始学几个还行，如果一下子整出一大堆号谱让部队去学听，将不可避免的给部队其他工作带来相当大的干扰，那就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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